殷人对生死的理解与现代大相径庭，不能用今人的价值观去直接评判古代殉葬。殷墟博物馆展出的那具所谓“白骨武士”就引发了“自愿还是被迫”的争议。首先要区分这位武士与商代常见的“人牲”——大规模的人殉中，甲骨文记载的被祭掠或被处死者往往是俘虏与奴隶，遗骸多有残缺，死状残酷。而这位出土于小屯宫殿宗庙区的武士情况不同：他与少数持盾、持戈的战士一同被安置，身躯无明显外伤或挣扎痕迹，年龄约二三十岁，骨骼粗壮，符合长期习武者特征，呈跪坐而上身挺直，面向宫门，手持青铜戈，面前立着漆木盾（原件已入库保护）。如今展出的是按原件1:1复制的遗骸，原骨已入土保护，所以看到的头骨裂痕并非真实死状，而是复制品上的再现或保护处理的结果。

考古学上通常认为，能够持戈、接近宗庙并随葬的并非普通奴隶，而更可能是王家亲卫中的精英：商王的高级随从、近臣或侍从会被选为随葬者，随葬礼器成套、带随从，形成一套“阴间等级”体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跟随君主入葬在当时可能被视作一种身份的延续与荣耀，殉者也可能出于礼教认知接受这种命运。

但另一方面，遗骸下肢检出绳索捆扎的残留，以及骨面上的压痕，提示了被约束或施加暴力的迹象。如果人是心甘情愿，自缚显得不合常理；即便有学者解释为为了固定死者姿势或满足生前“要以跪坐守陵”为荣的愿望而人为绑缚，也不能排除强制处死的可能。求生本能难以消除，制度化的人殉意味着被选中的人往往没有拒绝的余地。殷墟出土的约15万片甲骨里，有关人祭、人殉的卜辞逾一千九百条，但没有一条明确记载“某人自愿殉葬”。 球友会登录

此外，从后世史书和礼教记载可见，古代儒礼与忠义观念常把生命置于服从与忠诚之下，许多极端的“忠义”行为被歌颂或制度化。把现代的“自愿”概念套回三千年前，容易陷入时代错位：真正的自愿首先需要存在拒绝的权利，而在商代的社会与权力结构下，即便是武士，也难有说“不”的空间。因此，说这位武士“自愿”或“被迫”，往往取决于我们以何种视角解读古代的权力、礼俗与个体生存境遇。